蒋介石日记选

　　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

　　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介石亲阿哥呀：照絶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絶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絶，就要搭我断绝往来。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絶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当属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蜇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汲汲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但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定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在整个1921年都是如此。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谓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多，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

　　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看来他的修身可能确有“成绩”。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

　　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

　　 “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

　　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 这是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世人大凡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约早三年：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６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１０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徐道邻实有其人，并非笔名，此人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而且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３、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７、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果然是１０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重温蒋介石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蒋介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３月５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

　　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关于镇压中山舰事件：

　　十九日上午晤汪兆铭（汪精卫），回寓会客。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径，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革令。公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蔽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直前奋斗而已！1926-3-19

　关于东征：

　　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坐常平站久候。因感令一绝曰：亲率三千子弟兵，氐号（这两字我不认识不知道怎么打，是在这两字后各加一鸟的偏旁。只知道是鸟的一种）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1925-2-10

　关于汪精卫降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谊，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威。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降国，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与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糊？1938-12-24

1944年的他的自我总结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事虽入险竟，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的不发愤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暇抵隙。至余之处世决策，多用暝眩廖疾之方（猛开药方，使受者头晕眼花，典故出自《书经》）孤独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而此最后一著则为起死回生，决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唯道与义而已；维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暇抵隙，先声夺人，亦为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1944-2-5

　关于中山舰：第二

　　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讨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报党国也。否则国魂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害我也。1936-3-19—20

　　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当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唯一之要件。吾何能之？1936-3-5

　　 这是读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全书第五种、泰戈尔传、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革命心理等书后写。蒋不能避免在矛盾中两方面走极端，所以也有人认为是伪君子。他曾有一段自白：本人在国民参政会致闭幕词中谈《诗经》《鸱枭》四章，不觉泪珠盈眶，自信闻吾言而不受感动者必无心肝之人也。（鸱枭鸱枭鸱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鸱枭：音吃消，猫头鹰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鬻：音玉，养育。闵：音敏，同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迨：趁着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畜租，予口卒①，曰予未有室家！ ①：疒者，音涂，病苦予羽谯谯，予尾修修，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哓：音消，凄苦的叫声）

此诗作自周公以殆成王，表示他尽力于王事之艰难，以鸟语道出。蒋虽百战而英雄风采依旧，籍以“鸱枭”道出，他已羽毛疲敝，叫声凄楚，因为整个巢穴危殆。

　　蒋介石在1931年“918事变”后于10月份写下的一篇日记，他写道，“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是长期之坚持，非惟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之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于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性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也，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是有成必有败，有败必有成。今日认为恶因着，在昔日反认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之耳，何自苦乃尔。

蒋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曾经拟订了一个“韬光养晦以待时”的行动纲领：“四十岁内，专心求学，培养德行，不问世事。四十岁以外，奋起功名。雄飞世界，行道济时”

他之创办黄埔，又在门口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才能使当日有志之士望风从命。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东征死伤惨重：

　　虽则一路告成，而蒋仍有其情绪之低调，如日记所示：牺牲子弟同志如此其多，又皆为优秀分子，而后退之官长与党代表又需置之于法，是皆一手所造成。心何以忍，而不杀又坏纪律，左右繁思，诚不愿带兵杀人为事也。孙望蒋放弃黄普，将所有之弹械全部运往韶关，即从此组成北伐军之基干。蒋则坚持“死守黄普岛”，并且预言“三个月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基干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若非如此，则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倘非他一再坚持，则军校成立不到半年则即将脱离黄埔。1938-11-7

　　人生实为一大冒险，无此冒险，则无人生矣。

　　德国召回顾问，蒋不从。余不惟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是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1938-6-17

　　1923年游俄后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事，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骄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恃，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抗战初期

　　“惟信仰可以移山也”8月17三日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吾何忧惧！8月20。近日战局渐趋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争本无侥胜之理，惟冀能坚持到低耳!

　　总统蒋公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酥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决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天堂 总统蒋公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并成为高手。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西方评价蒋介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 ”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 “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在蒋公的感召下第十九军、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迫使东京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中日双方同意停战。“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 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他还说：“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可见蒋介石早已经料出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中国国民政府自1935年起前后在上海附近修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三道国防工事。

　　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陈诚是西安事变当事人，随蒋同时被张扣留。陈诚曾说过，张学良在扣下的蒋先生的日记，蒋在日记中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并有一个长期计划---准备通过德国的易货贸易，德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装备80 德械师，一旦时机成熟，发兵收复东北! 张学良看到蒋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张非常后悔大感愧疚, 因此有负荆请罪之举……并主动提出护送蒋先生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可以大胆说，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在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在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正是中国这只沉睡百年的雄师已经觉醒，使日本人恐慌，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抗日战争前七七事变的中日形式是，日本国力强大，而中国国力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最大的遗憾是“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在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是蒋暗中主动布置，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中国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淞沪会战死伤达27万余人。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日前期就拼得差不多了，光“淞沪会战”就把把蒋的几个精税师拼完！中央军3/5部队参战。后来的抗日铁军”都是在抗日过程中重建的。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蒋的爱国壮举感动着国人，他的榜样力量，使各地方杂牌军都甘心情愿的能听他指挥，为国奉命。血战台儿庄时，当蒋介石听说奉命死守腾县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战死。亲自从武汉飞往徐州前线祭奠王铭章。时恰遇敌机空袭，警卫要护其掩蔽，蒋介石挥臂挡住，“小小的飞机，不要理它。”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蒋介石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祭奠仪式完毕。蒋介石甚至也感召着大批共产党人，尽管毛阳奉阴违但也不得不赞扬蒋介石。

　　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恩来诸同志回延安转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从崇仰。”王明一些高级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过于抗日爱国犯了右倾主义错误，最后被毛暗中渐渐清理出党的高层。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一致推举蒋介石为三军大元帅通领陆海空军。8月下旬又授予蒋介石组织大本营，有号令三军统帅权。一般人认为国军只是正面抵抗而共军做敌后抵抗，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八路军只是第二战区在阉锡山管理之下的一个集团军，第二战区处还有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集团军。新四军更是连集团军都不是，只是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统制下第二十三集团军下的新编第四军。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革命军都是领受着国民政府的津贴装备的军队。日本军的占领地只是点与线 ，而不是面。中国革命军队都是在用各种方法抵抗包括游击、运动战。即便是日本军的占领地，中国的特务工作员能自由的潜入，以汪伪南京政府为首的各级官公厅，甚至军队里都有不少重庆的间谍特工占据了汪伪要职。总之在以蒋介石领导下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在用各种方法战斗模式和日军对抗。1937年末，蒋介石就派出60个师到敌后去打游击。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参加了。会上蒋介石说：“……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军事行动；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在第二期抗战中，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重于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转守为功的目的……”蒋根据敌情重新划分了战区，设八个正面战场和两个敌后战区。蒋介石简化了指挥层次，将原来的七级变为四级，取消广州西安重庆三个行营改，设天水和桂林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北方和南方战场的作战。

　　蒋介石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1943年1月，蒋介石被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越南、泰国亦划入中国战区之内。使中国国家之声誉及地位，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随即派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支援英国盟军对日军作战。蒋介石全面负责指挥东方战场牵制抵御日本兵力，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中一号曾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大民族英雄。在面对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面的抵御外强的胜利。废除了列强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中国失去近百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蒋介石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个领导全国军民抗御外国侵略者并取得胜利的领袖，蒋介石把中国这个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跃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